真儒学荣耀,短史记丨汉世宗

作者: 中国资讯  发布:2019-10-04

在汉武帝时代,最有意义的政治事件便是天子树立儒家思想和儒生的绝对权威。正是这些行为,让整个古代中国都在顺应着它的方向发展,但这决不是一蹴而 就,而是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汉武帝一生重视思想对政治的影响。这条路上,他最大的障碍便是外戚皇族对其自身的影响,首当其冲的属窦太后。 一开始,汉武帝重视辕固,认为辕固能将刘氏江山的地位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但想到辕固被窦太后押入猪圈,忍辱负重的一幕时,汉武帝呆了。他认为,自己虽然 渴望刘氏江山走上天道正统,却在窦太后集团的压制下,显得力不从心。多年之后,窦太后驾崩,国家的实权渐渐向汉武帝倾斜时,天下人似乎又看到一种新气 象。事实上,汉武帝也在酝酿改革的情绪。最终,即公元前134年五月,长安城中的春意犹存,但不甚严寒。暖暖的春天已夹杂着一些火的味道。绿色的青草还能 让人产生生机勃勃的欲望。自从汉武帝改元元光之日,朝廷便传达了一道圣旨,其目的是招纳贤良之士,为国家发展和长治久安建言建策。很快,京城中聚集着大量 知识分子,每个驿馆都人满为患。 在这群应试的知识分子中,有一位不显眼,年龄偏大的中年人,他就是董仲舒。当时,他喜欢走在长安的大 街上,看着满城张贴的告示,他阅读了不下于百遍,几乎都能背下来,内容基本是:汉帝国自建国以来,始终仰慕三王和夏商周时代的繁荣,但大汉帝国却始终不能 超越。为了能让国家富强,让百姓安康,汉帝国的皇帝苦思冥想,却始终得不到良方。现在向天下知识分子求教,希望能出现旷世奇才,为汉王朝兴盛建言建策。 董仲舒走在大街上,看一遍告示便产生一次激烈的思想斗争。他认为,天子脚下,卧虎藏龙,我这等书生如何能脱颖而出呢!回到驿馆,他又转变了思想,既来 之,则安之,不如拼死一搏,不枉来京一趟。他再次将竹简展开,拿起刻刀,打算题记。就在此时,他又痛苦起来:早在建元元年,我还参加过一次应考,却不了 了之。这次,规模更大,人才更多,规格更高,我真的能出人头地吗? 想到这里,董仲舒不禁长叹一声,但这样的挣扎已不是一次、两次,简 单调整之后,他还是硬着头皮写下去了。经过艰苦的思考和痛苦的挣扎,他终于将一份应考文章作完。谁都未曾想到,这篇文章即汉武帝至为欣赏的《天人三策》。 它不但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汉武帝,而且对之后的古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可谓绝代之作。 董仲舒将文章呈现给面试官,官员认真阅读,认为 有必要交予陛下审阅。一天,汉武帝将一堆应试文章看完,认为都是平庸之作。于是就坐在龙椅上,休息片刻。精力缓解之后,他再次拿起竹简,看起来。他劈头就 看到董仲舒三个字,并不为奇,然后认真地阅读起来。过了半个时辰,终于读书完了。汉武帝觉得语言晦涩、片面,而且有些自圆其说,但他却被其中的思想和 政治见解深深吸引,认为是一篇奇作,决定安排董仲舒上殿两次面试。宫中的侍从得到诏令,直奔董仲舒所住驿馆。 得到消息的董仲舒欣喜若 狂,整理好衣装,与宫中侍从径直奔向皇宫而来。汉武帝见到董仲舒,非常高兴,让侍从赐座,然后翻开这篇《天人三策》的文章,认真地跟他交谈起来。首先,汉 武帝根据文章的要义,也是自己最关心的话题天命说,即皇帝的地位是上天赐予的,还是自身奋斗得来的。根据当时天下人的观点,上天是最权威的,没有 上天的庇荫,天下任何事物都是不合法的。 汉武帝首先问他,朕仰慕三王盛世已久,但始终不明白,他们怎么能做到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而无山崩地震之事发生呢?这是上天对他们的宠爱吗?董仲舒很谦逊地站起来,施礼回答他的。具体内容是:谁获得天子,的确是有天命的。灾异,其实是 人与天之间的一种对话。当天下人的行为有悖伦理,走向无道时,那上天就要惩罚他们。皇帝要管理好天下人,否则皇帝是第一罪人。皇帝不体恤民情,助百姓生活 安康,道德有序,那上天就会降临灾难。如果皇帝依然不改变局面,那上天就会将天下换个主人。王者若能获得天下,必定是有征兆的,譬如,周武王伐纣时,就有 人看到白鱼跃入其船舱之中。天降灾异,必是皇帝轻德教而任刑罚之故。总之,世事有因果、善恶之轮回,天下人有德教,上天就欣悦,不会降临灾异;反之, 上天则会为难天下人,皇帝必不能好过。 第二个问题,主要是涉及到汉王朝国家发展路线问题,主要表现在长期以来道家子弟与儒生们政变的 论点上,即国家应该无为而治还是励精图治。这一点,董仲舒作出了惊人的解释。他认为,早在三王时代,国家实施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到周文王 和周武王时则终日忙碌,废寝忘食,披星戴月,国家才得到长治久安。从以上事实可以得出,治理天下的方式并非一种,而且因时、因人、因地而易,所谓所遇之 时异也。当年,三王顺应时代,实施了无为而治政策,让国家富强,百姓安康;而到周文王、周武王时代,因社会秩序混乱,社会成员等级关系不明确,国家 需要塑造一个全新的社会图景。因此,帝王不得不培养奋进精神,励精图治。今汉承秦制,国家秩序不稳定,上下关系不明确,因此,大汉朝唯非力行有为不 可。 最后一个问题,即是国家的人才选拔问题。针对这一点,董仲舒将矛头直指汉朝政治制度。他认为,汉朝廷一贯实施的郎选(在皇帝 近身侍卫任期皆满之后即可升迁为官)、任子(即两千石以上的高官可以选送自己的儿子为朝廷官员)和资选三种人才任用制度必须彻底 改革。汉武帝表示认同,问及如何改革时,董仲舒认为建立一整套政府官员选拔制度至关重要,例如让地方政府选送优秀人才到中央,然后由中央考核,选才而用。 以上即为董仲舒《天人三策》思想的全部内容,汉武帝基本上能接受,但有一点却让他心存不满,即顺应了天人感应说,却又提出皇帝地位的稳固与人心向背 有密切联系。其实,民众一旦不能支持皇帝和政府,那这个皇帝的宝座就不稳定。如果皇帝没有德政,就会使用酷刑,必然会丧失民心,天理不容。于是,天下出现 种种反常现象,甚至山崩地裂,洪水暴发。

文 | 谌旭彬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的一个重要历史标签。

他尊崇儒学的核心动机有三:

借助儒学,将体制外知识分子纳入统治集团。

拜刘邦“白马之盟”的后遗症所赐,从中央到地方,西汉帝国各级政府遍布“官二代”、“官三代”。

汉哀帝时代的京兆尹王嘉,曾回顾汉文帝时代官员的任用问题:

“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

大意是说:文帝时代的官吏,都是终身制和世袭制,最后,管仓库的干脆让自家姓仓姓库,这种情况,在两千石以上的地方大员里也很常见。

光武帝时代的儒生朱浮,也有类似的批评:

“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养老于官,至名子孙,因为氏姓。”(《后汉书·朱浮传》)

大意是:西汉初年,官吏长期久任不换,在某个职位上做到老死的人不在少数;很多职位父子相继,官职名称成了他们家族的姓氏。

这些“官二代”、“官三代”,将众多体制外知识分子排斥在了统治集团之外。

这些体制外知识分子,遂摇身成为“游士”,纵横捭阖于汉代各诸侯王和公卿大臣们中间。他们的流动性和煽动性,给帝国的稳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汉武帝尊崇儒学,下诏征求贤良方正,既是针对“官二代”霸占官僚体系,也是为了消除久盛不衰的“游侠之风”。

借助儒学,打击外戚,巩固皇权。

这方面的典型动作,是汉武帝听从儒家知识分子的建议,决定在长安建设明堂。

明堂是周天子接见诸侯朝拜之地。修建明堂,显然有针对诸侯王势力的用意。

此外,就朝廷礼制而言,黄老师法殷礼,儒家师法周礼;殷礼重视母权舅权;周礼重视父权。明堂是典型的周礼。修筑明堂,相当于儒家之礼压倒了黄老之礼,映射到现实政治,相当于标志着“汉武帝说了算”取代了“窦太后说了算”。

所以,与明堂事件的发生大略同期,汉武帝所支持的儒家出身的御史大夫赵绾,曾以周礼为理论依据,提请窦太后不要再干预朝政,结果是窦太后强势反击,赵绾等人下狱自杀。这当中的利害关系,如武帝之母王太后所言:

“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

也就是说,汉武帝尊儒,并不表示他信奉儒家的政治理念。其动机不过是以儒学为政斗工具。

给汉帝国寻找一种新的统治合法性。

太阳集团娱乐所有网站,窦太后在公元前135年去世,刘彻告别蛰伏,起而全面掌控朝廷大权。如何为汉帝国寻找到一种“普世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是他亟需解决的一个政治命题。

这是西汉之前历代皇帝未曾面临过的问题。

在刘邦时代,汉帝国的合法性,来源于推翻暴秦、消灭项羽的战功。其统治基础源自一场规模浩大的“按功分赃”——刘邦的登基称帝诏书,说得很明白,功最大者为帝,次者为王为侯,最末梢的战士,可以分到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地。这个庞大的军功受益阶层,构成了西汉帝国的早期的统治基础。

到了汉武帝时代,军功受益阶层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皇权消磨殆尽,为汉帝国寻找新的统治基础,成了刘彻亟需解决的问题。

公元前134年,年过四十的董仲舒,赶上了历史进程。

他响应朝廷征召贤良的诏书,写了一篇名叫《天人三策》的政论文,得到了汉武帝的激赏。

《天人三策》谈了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天命”,也就是王朝合法性。大意是:谁获得天下,存在着“天命”。灾异是天与人之间的一种对话。国家无道,上天就降下灾害来谴责皇帝和政府;屡次谴责警告无效,上天就会改变初衷,把天下交给其他人。反之,国家有道,上天也会降下祥瑞来表彰皇帝和政府。

第二个问题是到汉帝国的国策路线,也就是要黄老还是要儒学。董仲舒立场鲜明地支持儒学。

第三个问题是教育与选举,也就是打通体制外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的渠道。董仲舒攻击了现行的三种官员选拔体制——郎选,皇帝近卫侍臣,任期到了可以升迁为官;任子,二千石及以上高干们有资格推荐自己的子弟为官;资选,也就是花钱买官。董仲舒认为,这三种办法选出来的官僚,“未必贤也!”,他主张建议一个正规的官员选拔机制,由地方每年推荐人才给长安,由长安量才授官。

总结起来,董仲舒一共提出了五条实质性建议:

建立明堂礼制,约束贵族;

建立太学培养官僚,从民间选贤良,为体制外知识分子开辟进入仕途的通道;

以天人之说来重塑汉帝国的合法性。

限制豪民占田,节制土地兼并;

以儒家经典统一思想,建立官方意识形态。

前两条,汉武帝早就在做。第四条,打击兼并土地的“官二代”、“官三代”,与汉武帝着手打造新的统治基础——变军功阶层为官僚系统——直接相关。第三条和第五条,汉武帝只喜欢其中的“君权天授”,其余的内容,比如董仲舒试图给皇权套上缰绳(将民意等同于天意,天降灾异即意味着现实政治违背民意,出了问题),这是汉武帝拒绝接受的。

董仲舒最终未获汉武帝重用,也与他试图给皇权套上缰绳有关。当汉高祖庙发生火灾时,董仲舒在文稿中说,火灾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皇帝不修德,导致田蚡、刘安等权贵横行。主父偃盗取了董的文稿,汉武帝阅后大怒,以妄言诽谤之罪将董扔进了监狱。

“君权天授”是一把双刃剑。讲“君权天授”,必然得讲“天人感应”;讲“天人感应”,就得承认天既会降祥瑞,也会降灾异。如此,褒贬现实政治的权力,就不可避免被下放到了知识分子手中。所以,不论汉武帝如何有选择地取用董仲舒的理论,它看起来都很像是一场“政治交易”——汉帝国在意识形态上获得了合法性,知识分子则拥有了“合法”批评时政的手段。

事实上,汉武帝从来不是儒学的拥趸。一方面,他建设太学、明堂,征召贤良方正;另一方面,维系朝政运作的,始终是刑名法术。他在意识形态领域操弄儒学,主要是为了通过儒学来证成一个命题:刘家人得天下,是因为刘家人拥有天命、得民心;刘家人拥有天命、得民心的直接证据,是天降祥瑞。

这种玩法,是存在后遗症的。

围绕着“君权天授”,开启了新的政治游戏。自此往后,由汉武至王莽,在帝国是否仍旧合法这个问题上,皇权与知识分子将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状态。

公元前87年,汉武帝去世,长期的政治高压随之消失,随后就出现了知识分子请求皇帝禅位的呼声。

汉昭帝元凤三年正月,泰山突然立起来一块巨石;长安上林苑一棵枯卧多年的老柳树也忽然活过来发出新芽。符节令睦弘是董仲舒的学生,他跑去跟昭帝说:

“石头与柳树,都是草民的象征。泰山则是皇室受禅祭天的地方。如今大石自立、枯柳复生,非人力所为,这昭示着必将有匹夫成为天子。先师董仲舒曾经说过,即便是明君,也不可妨碍圣人接受天命。陛下应该昭告天下,搜求贤人,承顺天命,把帝位禅让给他,然后像殷、周的后代一样,退位为百里之国的诸侯。”

睦弘口中的匹夫,指的是流落民间的戾太子后人。

朝廷以“妖言惑众”之罪,诛杀了睦弘,但无法消灭类似的声音。

汉宣帝时代,崇刑法而轻儒学,又有名儒盖宽饶上奏说:

“如今圣道陵迟,儒学衰败,陛下把刑余之人当成周公与召公,拿法、律代替《诗》《书》。《易传》里面说过,五帝三王拥有天下,就像四季的运转一样,到时候了必须更换。不符合天命的人,不能强行占据帝位。”(《汉书.盖宽饶传》)

盖宽饶的上奏,与其说是劝谏,不如说更像是警告与威胁。他的结局,是被逼自杀。

到了汉成帝年间,有名为甘忠可者,创作了一部《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书的主旨是:

“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

这是在公然宣扬汉帝国的天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史载,甘忠可当时拥有很多信徒,有在野平民,也有在朝显贵。甘本人被皇权打击,入狱病死,但《包元太平经》仍在民间流传,经信徒们不断增补扩充,到汉顺帝时,已集成一百七十卷的《太平经青领书》(东汉末年的“黄巾”,也与之有关)。

甘忠可并不孤单。与他大略同时代的名儒谷永,也曾这样对汉成帝说过:

“天意从来不会独钟一姓,因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某个人的天下。陛下即位以来,忤逆天意,倒行逆施,导致灾难丛生,万物夭伤。臣要提醒陛下,若不悔改,恶政依旧,天意将会抛弃汉室,另择有德之君!”

尽管皇权不遗余力打击这些“大逆不道”的言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皇权自己也慢慢失掉了自信,开始怀疑乃至默认刘家人的“天命”确实已经走到了尽头。

汉哀帝就是那个一度彻底丧失了“天命自信”的人。

公元前7年,19岁的汉哀帝刘欣继承帝位。他留在史书中最显眼的标签是“断袖之癖”,但他其实也是一位颇具野心的青年,汉帝国的长期衰败,让他非常焦虑。

公元前6年夏,一个叫做夏贺良的人跑来告诉汉哀帝:

“汉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在所难免。刘氏要想继续做皇帝,必须再接受一次天命。必须改纪元、换国号,才能逃过此劫。”

夏贺良自称是甘忠可的弟子。他还警告哀帝:

“以前成帝不肯接受现实,不愿重新受命,还杀害了我的老师,后来他就绝了后。如今,陛下年纪轻轻,一直疾病缠身,这正是上天对陛下的警告。只有更改纪年,重定国号,改朝换代,才能让陛下延年益寿,早育皇子。”

哀帝被说服了。很快,汉帝国的民众就看到了这样一份诏书:

“汉朝建国二百余年,气数已尽。皇天庇佑,又给了我们刘氏一次再受天命的机会。朕无德无能,岂敢抗拒!现在宣布改元更号。建平二年改做太初元年,朕自此成为‘陈圣刘太平皇帝’。”

汉哀帝自己把自己给“推翻”了。

显然,哀帝并不十分清楚这份诏书可能会带来怎样的严重后果——这是汉帝国最高统治者,首次主动承认自己气数已尽。随后,围绕着“陈圣刘太平”,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流言,比如有人说:陈国是舜帝后代,刘氏是尧帝后裔,尧传位给舜,而外戚王氏正是陈国人后裔(王莽后来被推上帝位,与这些流言多少有些关系)。

到了这年八月,民间对诏书议论纷纷,夏贺良承诺的“嘉应”,也就是祥瑞,却迟迟没有出现。天灾此起彼伏,哀帝的病也不见好转。为了卸责,夏贺良将问题归咎于朝廷没有更换新的大臣,并向哀帝推荐了自己的几位心腹,建议由他们接任丞相、御史大夫。醒悟过来的哀帝,用一道新诏书取消了“陈圣刘太平”王朝,处决了夏贺良。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哀帝忙得手忙脚乱。他要把全国被废弃的700多座刘氏神祠重建起来。为了求得先祖的原谅,他还要在这一年里,对着上苍和神祠祷告37000多次。

但事情为时已晚。当王莽以儒学信徒的面目登上政治舞台,开始一轮又一轮的政治秀时,知识分子们确信汉帝国已经气数将尽,也确信已经找到了负有天命取代刘氏的新皇帝。

公元8年,在知识分子近乎一致的欢呼声中,新莽政权取代了西汉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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