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集团娱乐所有网站天人感应,短史记丨刘彘

作者: 中国资讯  发布:2019-10-04

天人感应学说的提出,使得汉武帝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汉王朝地位的合法,将为自己的威望添加砝码。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能有实力进行对外战争,才能 励精图治,才能实现汉帝国几十年来的未来梦想。但可悲的是,儒生从此变得骄横跋扈,甚至目中无人。本来,汉武帝不注重儒生的思想状况,更不希望他们能通过 自身发展其势力。因此,汉武帝在自身思想作风上总是保持多面派,目的就是控制儒生势力的过分膨胀。 尽管如此,现实中的儒家地位已无人 取代,跟以为儒生只是一群无能之辈的汉武帝,却看到儒生渐渐成为利用其自身思想施展政治抱负和政治集团。天人感应学说地位的确立,使得儒生彻底掌握了 最高政治裁判权,即当国家出现危机,或天灾人祸时,儒生大肆地利用其自身学说向皇帝和政府提出质询,并深刻影响时事政治。这一点,汉武帝早有察觉,但儒生 的地位已无人撼动,除非废除天人感应学说。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的权威和国家的命运往往掌握在儒生手中。他们能左右天命意识,也能左右天下人的未来命 运。 正是因为有这种对政治的特殊解释和批评权,儒生感到自身已绝对安全。因此,他们常常对峙皇帝和政治指指点点,要求这,要求那。正 因为此,汉武帝中晚年时不再单纯地采用儒家政治,而是霸王道杂之的多面政治思想,其目的就是打压儒生势力,让皇权处于一种相对独立、绝对权威的地 位上。 汉武帝是有手段的政治家,但他百年之后,却将儒生特权的问题交给了他的后人。显然,他的后人不如其手段,在与儒生的较量 中,屡屡败北。这就导致了汉王朝处于一种极度危险的境地。根据儒家思想中的天人感应理论,上天不垂爱某位皇帝时,儒生就又权利站出来指责他,并提出 顺应天理的解决方案。 公元前87年,经过长年征战,疆土成倍扩张的汉王朝迎来一个举国阵痛的消息汉武帝驾崩。是时,汉帝国已 外强中干,内部问题越来越多。儒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动摇,很可能会提出新的国家合法性问题。但新登记的皇帝汉昭帝却始终未觉察到。而事实却在有条不紊 地向前发展。汉昭帝元凤三年正月,泰山之间突然树起一块巨石;长安上林苑中一颗枯死柳树突然逢春重生,竟长出新芽来。符节令眭弘是董仲舒 的学生,亲自考察之后,认为这是上天在警示皇帝和人间,于是就跑到昭帝面前解释,称巨石和柳树都是民间的代表,今它们都能重树新生,是大汉江山的灾难,民 间必有匹夫成为天子。昭帝既为明君,当搜罗天下英才,发布告示,将江山让与有才有德之君,这才是顺天而行,贤明之君。眭弘的上书没多久,即被汉朝廷论为 大逆不道,并处以死刑。 眭弘的这一上书,让人看到,天人感应学说只是一个统治者自相矛盾的悖论,一旦天下出现不和谐因素,它 一样能攻击统治者。一般人看来,这是情理的变化,但就政治家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思想错误。眭弘的观点当然是大逆不道。但天人感应理论已被汉武帝培养 起来,根深蒂固,是汉王朝的国基。在这种情况下,汉王朝开始走下坡路时,眭弘这样的理论家当然会利用这一思想,将所谓的天理发扬光大。因此,继眭弘之后, 带有强烈反汉色彩的天人感应理论层出不穷,最终的结果就是催生儒生王莽顺利改朝换代。 汉宣帝时期,刑名法术大行其道,而儒学 地位渐渐式微。众儒生已按耐不住,蠢蠢欲动。当时,有个名叫盖宽饶的大儒生,上奏皇帝道:如今圣道凌迟,儒学衰败,陛下把刑余之人当成周公与召公,拿 法、律代替《诗》、《书》。《易传》里面说过,五帝三王拥有天下,就像四季的运转一样,到时候了就必须更换。不符合天命的人,是不能强行占据帝位的。这 样的上书让皇帝看了,当然要火冒三丈。盖宽饶因为自己大难临头,于是自杀成仁。 汉成帝时期,道士甘忠可创作了道教有史以来首部道教经书《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书中融入了大量儒家谶纬思想,其主旨是: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很明显,他赤裸裸地提出,汉王朝已穷途末路,需要更有作为君王代替刘氏江山。 当时,甘忠可的弟子遍布乡里,朝廷官员也大有人在,势力庞大。当汉成帝看到此书时,已十分恼火,当即下来将甘忠可拿下,在监狱中死去。甘忠可的理论中掺杂着黄老思想和儒家谶纬政治理念,属杂家。但他的主要观点,还是顺应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 同时,还有一位著名儒学大师,名叫谷永,当面向汉成帝谏言,称汉王朝已穷途末路,如向让天下继续太平下去,就必须更主易朝,否则天下火患不断,民不聊 生,天命逆转。汉成帝自然恼火,并将谷永的谣言消除。就整体看,汉王朝的皇帝们不停地阻止打击这样的妖语,认为这是犯上,是大不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几 乎所有儒生都持这样的观点,而且影响到朝野上下。到汉哀帝时期,随着国势的如意衰敝,皇帝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些观点,并被动地接受。正因为汉哀帝开明,思想 进步,才让汉朝廷全面接受了汉王朝已末路的局面。 公元前7年,汉哀帝继位,时年十九岁,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同性恋皇帝。虽然生活 上怪异,但他确实是一位有深刻政治见解,励精图治的皇帝。随着汉王朝的衰落,汉哀帝渐渐被病魔折磨得无法生活,精神处于焦虑状态。据记载,汉哀帝是个熟读 诗书、才华横溢的明君,但正是因此,才能汉哀帝上演了一出惊天闹剧。 公元前6年,一名名叫夏贺良的儒生见到汉哀帝,并大胆地诤谏道: 汉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已是在所难免。要想老刘家继续做皇帝,就必须再接受一次天命。必须改纪元、换国号,才能逃过此劫。最后,夏贺良自称是当年被处 死、撰写《包元太平经》的甘忠可的弟子。汉哀帝观察当时情况,并与自身情况结合,认为夏贺良的观点完全正确,于是就同身边大臣商量,自拟一份诏书,昭告天 下,称汉朝建国二百余年,气数已尽。但皇天庇佑,又给了我老刘家一次再受天命的机会。朕无德无能,岂敢抗拒!现在宣布改元更号。建平二年改为太初元年, 朕自此之后不再是汉朝皇帝,而是‘陈圣刘太平皇帝’。

文 | 谌旭彬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的一个重要历史标签。

他尊崇儒学的核心动机有三:

借助儒学,将体制外知识分子纳入统治集团。

拜刘邦“白马之盟”的后遗症所赐,从中央到地方,西汉帝国各级政府遍布“官二代”、“官三代”。

太阳集团娱乐所有网站,汉哀帝时代的京兆尹王嘉,曾回顾汉文帝时代官员的任用问题:

“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

大意是说:文帝时代的官吏,都是终身制和世袭制,最后,管仓库的干脆让自家姓仓姓库,这种情况,在两千石以上的地方大员里也很常见。

光武帝时代的儒生朱浮,也有类似的批评:

“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养老于官,至名子孙,因为氏姓。”(《后汉书·朱浮传》)

大意是:西汉初年,官吏长期久任不换,在某个职位上做到老死的人不在少数;很多职位父子相继,官职名称成了他们家族的姓氏。

这些“官二代”、“官三代”,将众多体制外知识分子排斥在了统治集团之外。

这些体制外知识分子,遂摇身成为“游士”,纵横捭阖于汉代各诸侯王和公卿大臣们中间。他们的流动性和煽动性,给帝国的稳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汉武帝尊崇儒学,下诏征求贤良方正,既是针对“官二代”霸占官僚体系,也是为了消除久盛不衰的“游侠之风”。

借助儒学,打击外戚,巩固皇权。

这方面的典型动作,是汉武帝听从儒家知识分子的建议,决定在长安建设明堂。

明堂是周天子接见诸侯朝拜之地。修建明堂,显然有针对诸侯王势力的用意。

此外,就朝廷礼制而言,黄老师法殷礼,儒家师法周礼;殷礼重视母权舅权;周礼重视父权。明堂是典型的周礼。修筑明堂,相当于儒家之礼压倒了黄老之礼,映射到现实政治,相当于标志着“汉武帝说了算”取代了“窦太后说了算”。

所以,与明堂事件的发生大略同期,汉武帝所支持的儒家出身的御史大夫赵绾,曾以周礼为理论依据,提请窦太后不要再干预朝政,结果是窦太后强势反击,赵绾等人下狱自杀。这当中的利害关系,如武帝之母王太后所言:

“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

也就是说,汉武帝尊儒,并不表示他信奉儒家的政治理念。其动机不过是以儒学为政斗工具。

给汉帝国寻找一种新的统治合法性。

窦太后在公元前135年去世,刘彻告别蛰伏,起而全面掌控朝廷大权。如何为汉帝国寻找到一种“普世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是他亟需解决的一个政治命题。

这是西汉之前历代皇帝未曾面临过的问题。

在刘邦时代,汉帝国的合法性,来源于推翻暴秦、消灭项羽的战功。其统治基础源自一场规模浩大的“按功分赃”——刘邦的登基称帝诏书,说得很明白,功最大者为帝,次者为王为侯,最末梢的战士,可以分到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地。这个庞大的军功受益阶层,构成了西汉帝国的早期的统治基础。

到了汉武帝时代,军功受益阶层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皇权消磨殆尽,为汉帝国寻找新的统治基础,成了刘彻亟需解决的问题。

公元前134年,年过四十的董仲舒,赶上了历史进程。

他响应朝廷征召贤良的诏书,写了一篇名叫《天人三策》的政论文,得到了汉武帝的激赏。

《天人三策》谈了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天命”,也就是王朝合法性。大意是:谁获得天下,存在着“天命”。灾异是天与人之间的一种对话。国家无道,上天就降下灾害来谴责皇帝和政府;屡次谴责警告无效,上天就会改变初衷,把天下交给其他人。反之,国家有道,上天也会降下祥瑞来表彰皇帝和政府。

第二个问题是到汉帝国的国策路线,也就是要黄老还是要儒学。董仲舒立场鲜明地支持儒学。

第三个问题是教育与选举,也就是打通体制外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的渠道。董仲舒攻击了现行的三种官员选拔体制——郎选,皇帝近卫侍臣,任期到了可以升迁为官;任子,二千石及以上高干们有资格推荐自己的子弟为官;资选,也就是花钱买官。董仲舒认为,这三种办法选出来的官僚,“未必贤也!”,他主张建议一个正规的官员选拔机制,由地方每年推荐人才给长安,由长安量才授官。

总结起来,董仲舒一共提出了五条实质性建议:

建立明堂礼制,约束贵族;

建立太学培养官僚,从民间选贤良,为体制外知识分子开辟进入仕途的通道;

以天人之说来重塑汉帝国的合法性。

限制豪民占田,节制土地兼并;

以儒家经典统一思想,建立官方意识形态。

前两条,汉武帝早就在做。第四条,打击兼并土地的“官二代”、“官三代”,与汉武帝着手打造新的统治基础——变军功阶层为官僚系统——直接相关。第三条和第五条,汉武帝只喜欢其中的“君权天授”,其余的内容,比如董仲舒试图给皇权套上缰绳(将民意等同于天意,天降灾异即意味着现实政治违背民意,出了问题),这是汉武帝拒绝接受的。

董仲舒最终未获汉武帝重用,也与他试图给皇权套上缰绳有关。当汉高祖庙发生火灾时,董仲舒在文稿中说,火灾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皇帝不修德,导致田蚡、刘安等权贵横行。主父偃盗取了董的文稿,汉武帝阅后大怒,以妄言诽谤之罪将董扔进了监狱。

“君权天授”是一把双刃剑。讲“君权天授”,必然得讲“天人感应”;讲“天人感应”,就得承认天既会降祥瑞,也会降灾异。如此,褒贬现实政治的权力,就不可避免被下放到了知识分子手中。所以,不论汉武帝如何有选择地取用董仲舒的理论,它看起来都很像是一场“政治交易”——汉帝国在意识形态上获得了合法性,知识分子则拥有了“合法”批评时政的手段。

事实上,汉武帝从来不是儒学的拥趸。一方面,他建设太学、明堂,征召贤良方正;另一方面,维系朝政运作的,始终是刑名法术。他在意识形态领域操弄儒学,主要是为了通过儒学来证成一个命题:刘家人得天下,是因为刘家人拥有天命、得民心;刘家人拥有天命、得民心的直接证据,是天降祥瑞。

这种玩法,是存在后遗症的。

围绕着“君权天授”,开启了新的政治游戏。自此往后,由汉武至王莽,在帝国是否仍旧合法这个问题上,皇权与知识分子将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状态。

公元前87年,汉武帝去世,长期的政治高压随之消失,随后就出现了知识分子请求皇帝禅位的呼声。

汉昭帝元凤三年正月,泰山突然立起来一块巨石;长安上林苑一棵枯卧多年的老柳树也忽然活过来发出新芽。符节令睦弘是董仲舒的学生,他跑去跟昭帝说:

“石头与柳树,都是草民的象征。泰山则是皇室受禅祭天的地方。如今大石自立、枯柳复生,非人力所为,这昭示着必将有匹夫成为天子。先师董仲舒曾经说过,即便是明君,也不可妨碍圣人接受天命。陛下应该昭告天下,搜求贤人,承顺天命,把帝位禅让给他,然后像殷、周的后代一样,退位为百里之国的诸侯。”

睦弘口中的匹夫,指的是流落民间的戾太子后人。

朝廷以“妖言惑众”之罪,诛杀了睦弘,但无法消灭类似的声音。

汉宣帝时代,崇刑法而轻儒学,又有名儒盖宽饶上奏说:

“如今圣道陵迟,儒学衰败,陛下把刑余之人当成周公与召公,拿法、律代替《诗》《书》。《易传》里面说过,五帝三王拥有天下,就像四季的运转一样,到时候了必须更换。不符合天命的人,不能强行占据帝位。”(《汉书.盖宽饶传》)

盖宽饶的上奏,与其说是劝谏,不如说更像是警告与威胁。他的结局,是被逼自杀。

到了汉成帝年间,有名为甘忠可者,创作了一部《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书的主旨是:

“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

这是在公然宣扬汉帝国的天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史载,甘忠可当时拥有很多信徒,有在野平民,也有在朝显贵。甘本人被皇权打击,入狱病死,但《包元太平经》仍在民间流传,经信徒们不断增补扩充,到汉顺帝时,已集成一百七十卷的《太平经青领书》(东汉末年的“黄巾”,也与之有关)。

甘忠可并不孤单。与他大略同时代的名儒谷永,也曾这样对汉成帝说过:

“天意从来不会独钟一姓,因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某个人的天下。陛下即位以来,忤逆天意,倒行逆施,导致灾难丛生,万物夭伤。臣要提醒陛下,若不悔改,恶政依旧,天意将会抛弃汉室,另择有德之君!”

尽管皇权不遗余力打击这些“大逆不道”的言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皇权自己也慢慢失掉了自信,开始怀疑乃至默认刘家人的“天命”确实已经走到了尽头。

汉哀帝就是那个一度彻底丧失了“天命自信”的人。

公元前7年,19岁的汉哀帝刘欣继承帝位。他留在史书中最显眼的标签是“断袖之癖”,但他其实也是一位颇具野心的青年,汉帝国的长期衰败,让他非常焦虑。

公元前6年夏,一个叫做夏贺良的人跑来告诉汉哀帝:

“汉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在所难免。刘氏要想继续做皇帝,必须再接受一次天命。必须改纪元、换国号,才能逃过此劫。”

夏贺良自称是甘忠可的弟子。他还警告哀帝:

“以前成帝不肯接受现实,不愿重新受命,还杀害了我的老师,后来他就绝了后。如今,陛下年纪轻轻,一直疾病缠身,这正是上天对陛下的警告。只有更改纪年,重定国号,改朝换代,才能让陛下延年益寿,早育皇子。”

哀帝被说服了。很快,汉帝国的民众就看到了这样一份诏书:

“汉朝建国二百余年,气数已尽。皇天庇佑,又给了我们刘氏一次再受天命的机会。朕无德无能,岂敢抗拒!现在宣布改元更号。建平二年改做太初元年,朕自此成为‘陈圣刘太平皇帝’。”

汉哀帝自己把自己给“推翻”了。

显然,哀帝并不十分清楚这份诏书可能会带来怎样的严重后果——这是汉帝国最高统治者,首次主动承认自己气数已尽。随后,围绕着“陈圣刘太平”,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流言,比如有人说:陈国是舜帝后代,刘氏是尧帝后裔,尧传位给舜,而外戚王氏正是陈国人后裔(王莽后来被推上帝位,与这些流言多少有些关系)。

到了这年八月,民间对诏书议论纷纷,夏贺良承诺的“嘉应”,也就是祥瑞,却迟迟没有出现。天灾此起彼伏,哀帝的病也不见好转。为了卸责,夏贺良将问题归咎于朝廷没有更换新的大臣,并向哀帝推荐了自己的几位心腹,建议由他们接任丞相、御史大夫。醒悟过来的哀帝,用一道新诏书取消了“陈圣刘太平”王朝,处决了夏贺良。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哀帝忙得手忙脚乱。他要把全国被废弃的700多座刘氏神祠重建起来。为了求得先祖的原谅,他还要在这一年里,对着上苍和神祠祷告37000多次。

但事情为时已晚。当王莽以儒学信徒的面目登上政治舞台,开始一轮又一轮的政治秀时,知识分子们确信汉帝国已经气数将尽,也确信已经找到了负有天命取代刘氏的新皇帝。

公元8年,在知识分子近乎一致的欢呼声中,新莽政权取代了西汉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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