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悬璧,的中原和多瑙河下游

作者: 文物考古  发布:2019-10-16

 说陶话彩(3)

说陶话彩(9)

摘要:“文明时代“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时代,中原和长江下游地区地理环境、聚落分布规律和规模、生业经济、特别资源的掌控以及信仰系统的不同,导致了两地文明化进程不同的轨迹和道路,长江下游地区社会结构稳定,影响深远但没有扩张的欲望,与中原地区社会组织内部充满了张力形成鲜明的对比,距今4300年前后中原和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形成对峙之势,而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明则被彻底击垮。 关键词:地理环境 聚落分布 生业经济 特别资源 信仰系统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几种模式,张光直、苏秉琦、严文明等诸位先生有着精辟的见解,如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形成”、苏秉琦“满天星斗”和“三部曲与三模式”、严文明“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 。距今四五千年前后是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过程的重要时间段,中原、海岱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并驾齐驱,但是结局却不尽相同,对于具体于各文化区的文明化进程走向,尤其是环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发展趋势,研究者也提出了各种假设。其中代表性的有赵辉1996年提出良渚文化衰落的原因是大量的非生产性社会劳动支出和享乐型社会生活等 。李伯谦就红山、良渚、仰韶随葬玉器的情况提出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直言只有走王权才能演进为文明,红山和良渚古国的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势必走的是不同的模式和不同的前途 。 虽然,文明化道路的终点已经结论,但是过程是不是就是这样呢?实际上,中原地区与长江下游的互动交流主要集中在距今5500年前后,也就是中原的庙底沟文化和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阶段,到了距今5300-43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这一互动交流实际上中断了,转而东方沿海地区的互动,其中大汶口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晚期之间的融会和交流达到了高潮,不但出现反映观念意识形态的玉器铭刻符号和大口缸图符的互见现象,而且良渚文化的因素远远抵达到了苏北鲁南地区。没有证据表明,这一阶段的以环太湖为中心分布的良渚文化向心于中原地区。新近些年,作为良渚文化中心的良渚遗址群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考古发现,“良渚古城”重要发现的收获之一就是良渚文化晚期良渚遗址群“仍然是一个繁荣发达的文化中心” 。当然在良渚遗址群及周边地区,如良渚遗址群的卞家山、临平玉架山和茅山,再次发现和确认了良渚文化晚期发生的大洪水。这样,比对于中原地区的文明化演进,我们是不是可以对这一区域的文明化进程做另外的思考和观察呢?笔者拟从以下五方面讨论这一文明时代的中原地区和环太湖地区在文明化演进的不同轨迹和道路的背景。 一 地理环境的不同——通道和阻隔 几字形的黄河在陕西、晋南豫北形成特别的地理环境,一方面关中盆地与运城盆地形成一个被黄河阻断了的近似东西向的狭长形河谷,另一方面,隔着中条山黄河又另行形成了向东的狭长形河谷平原。自灵宝和三门峡向东之后,在北靠太行山,南倚嵩山的伊洛河盆地,这一区域就如同一个张开的喇叭,也如同一个花朵形的吸盘。与长江下游地区不同,关中平原的渭河、嵩山地区的洛河和伊河,它们汇入了奔向大海的华北平原,这样的地理环境无法形成的文化交流和融会方面的封闭性。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区域就被一些研究者阐述为“仰韶文化群”,包括了所谓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西王村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河村文化、下王岗文化 。笔者理解的一些学者提出的“嵩山文化圈”大体也就是这个范围 。太阳集团娱乐所有网站 1图1 中原地区的独特地理环境和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 相对于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到伊洛河盆地的嵩山地区,长江下游的地理环境就显得特别了。长江下游和黄河中下游地区隔着淮河流域,长江下游自湖口以下,几乎没有什么大江大河汇入,但是长江中下游的沿江平原,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自始至终繁荣昌盛,长江成为一条线性的考古学文化走廊和通道,无论是中游大溪文化白陶和八角星纹的交流和传播,还是下游薛家岗文化、凌家滩-北阴阳营文化和下游崧泽文化的交融,都是这方面的体现。虽然下游的江南形成了以太湖为中心的环太湖流域,但是长江南部的地理环境呈现的却是分割的局面,以浙江地区为例,钱塘江、椒江和瓯江和相关的山地丘陵把浙江分成了多个独立的地理单元,这些流域各自流向大海,它们就好比一条条小的长江,它们所在的独立地理单元形成了个性鲜明、传统文化沉淀积习较深的特点。如主要分布于钱塘江流域姚江平原的河姆渡文化,自距今七八千年的河姆渡文化一期到距今四五千年的河姆渡文化四期和晚于的河姆渡文化名山后类型,自始至终保持着炊器的绳纹圜底釜。又如,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好川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但是,以台形和S形玉片的镶玉漆器精神观念的信仰物,可能以圆底扁腹釜、断面方正扁侧足的鼎、宽扁形高足的三足盘、盘体带垂棱的高把豆、带嘴的圈足盉、夹砂圈足或圜底的印纹罐和长条形袋足的鬶为典型器 的好川文化,它们分布的地域目前可以基本界定在瓯江流域,部分影响到金衢盆地。太阳集团娱乐所有网站 2图2 浙江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分布图 距今五六千年左右,长江下游地区沿江平原的交融具有历史的大背景,最近些年,已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了“崧泽文化圈” 。这个时间段也是凌家滩文化琢玉工艺发达并扩张交流的阶段,凌家滩文化不但与良渚文化早期交流频繁,而且显然还影响到了中原地区的腹地,灵宝西坡出土的玉石钺明显带有凌家滩文化琢玉工艺的特点,大口缸则是东部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一阶段的特别陶器 。这个交流大背景也有着历史的原因,早年提出的青莲岗文化就是这方面的反映 。但是自良渚文化以后,或许各自发达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内容和形式变得单调,交流逐渐变得闭塞起来。 福建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水平相对要落后一些,地理环境的制约可能是主要的因素,如研究者认为在旧石器时代,福建沿海地区以脉石英、水晶和燧石加工而成的中下石器系统,与内陆地区以砾石为主的大石器系统,就有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福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分布特点与浙江地区非常接近,主要分布区的闽江流域与晋江流域之间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就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 长江下游南部的这些同样流向大海的为不同山地丘陵所阻隔的江河流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多样性。 二 聚落分布规律和规模的不同——集中和散居 根据伊洛河流域的考古学调查,这一地区的聚落分布基本在河谷的两岸,“从伊洛河河床由北向南递升的多级台地和黄河南岸巨厚的黄土堆积,形成该地区独特的地貌特征” 。遗址分布密集,单个遗址的分布区域面积大,在这样的自然环条件下,随着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不但聚落之间的等级容易分化,也很容易形成规模庞大的聚落群。遗址数量逐渐减少,但是遗址规模增大,是中原地区聚落分布的一个基本规律。如登封王城岗遗址,遗址面积从仰韶文化时期的2万平方米剧增到龙山文化时期的35-40万平方米,先后小城之东城,再有小城之西城,最后大城,大城东西向城墙复原长600米,南北向城墙复原长580米,城址面积复原为34.8万平方米,是颍河中上游地区重要的中心聚落 。城址面积那么大,估计王城岗龙山文化时期的面积应该远远大于40万平方米。郑州大河村遗址范围南北长700、东西宽600米,总面积40多万平方米,虽然不能明确仰韶、龙山各阶段的堆积面积,但是Ⅱ区南部、Ⅳ区中部,Ⅰ、Ⅲ、Ⅴ区“都含有仰韶文化层”,这样明确的整体遗址,面积相对于环太湖地区,就不算小了 。太阳集团娱乐所有网站 3图3 郑州大河村遗址范围和区域划分图 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聚落分布规律和规模就完全不同了。如果说坐拥簸箕形地理优势的良渚遗址群的自然环境较为特殊外,苏南和沪嘉地区主要以小河流、沼泽为主要特征,在这种以沼泽湿地为主要的环境下,对于水的利用疏导和治理成为聚落分布和规模的制约,人工营建堆筑高台,聚落分布零散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聚落分布的主要特征,哪怕是良渚文化中心址的良渚遗址群的良渚古城所在,据主持人刘斌介绍,古城周围有相当大的沼泽面积,并且没有稻作遗存的发现。 除了可以确认的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良渚遗址群,苏南沪嘉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址,尚不能完全确认中心遗址与周边遗址之间的关系。如以临平山为中心的“临平遗址群” ,实际上目前还仅是一个遗址分布的地理单元,代表性的横山、玉架山和茅山遗址,它们之间的关系还不能完全确认。在嘉兴地区,西起海宁周王庙和桐乡崇福、东至平湖林埭、北抵嘉兴秀洲的这一区域,良渚文化古遗址分布最为密集,近三十年的田野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有多处高等级聚落群的存在,海宁荷叶地、海宁佘墩庙、桐乡普安桥、桐乡新地里、海盐龙潭港、海盐仙坛庙、平湖戴墓墩、平湖庄桥坟等遗址就是其中的代表。但是,这一区域是否形成了或者存在过某一中心遗址,目前还难以得知。关于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分布,早年黄宣佩就曾经提到,“遗址往往包括若干个彼此相邻的居住点,各点面积都较小,一般仅数百平方米” 。嘉兴地区良渚文化单一遗址的面积和规模,还可以桐乡普安桥为例,普安桥遗址在发掘前保存完好,遗址位于水田之中的凸字形土墩上,原先为三个品字形的土墩,后来植桑培土连为一体,文化层堆积仅限于北侧的土墩上,经过调查发掘,确认遗址东西宽约65米,南北大约60米,遗址北缘和东西缘轮廓清晰,南缘为慢坡 。遗址土墩的主体面积也就不足4000平方米。当然,普安桥遗址周边的遗址分布密集,隔不远就有井令头等类似的土墩形遗址分布。太阳集团娱乐所有网站 4图4 桐乡普安桥遗址的大体分布范围 三 生业经济的不同——稻作农业的特殊性 中原和环太湖地区生业经济的不同自然受到了自然条件的制约。根据最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技术与经济研究”的总结,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作物主要是粟、黍、稻谷、大豆和小麦,长江中下游地区只见稻谷,没有发现其他农作物。研究者进而认为北方地区的农作物种类明显比南方地区丰富。从家畜种类看,西辽河地区、黄河流域的家养动物包括狗、猪、牛和羊,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只见狗和猪。研究者又认为当时的北方地区的经济状况比南方地区发达 。 事实虽然如此,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这一不同生业经济背后所蕴含的生活和社会背景,单一的经济模式虽然缺乏经济增长点,但是社会稳定性很高,稻作农业有别于旱地的粟黍作业,需要复杂的灌溉系统和多种类的农具,对自然的要求也明显高于旱地作业,劳作时间也长,无疑会促进聚落小集群内部的稳定性,而工具的复杂化也会促进社会分工。如,良渚文化时期,与稻作农业有关的石制工具就有石犁、“破土器”、部分用于收割的“耘田器”、少量的石铲(除了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早期的骨耜之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中缺乏大型的石质耜或铲类,不排除木质农具的可能)等 。太阳集团娱乐所有网站 5图5 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工具——以桐乡新地里遗址为例 中原地区则简单的多,以郑州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第四期遗存为例,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主要就石铲和是石刀两种,而且还有骨、蚌等不同的材质 。太阳集团娱乐所有网站 6图6 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农业工具——以郑州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第四期为例 相对于中原地区的生业经济而言,长江下游的单一经济模式显得脆弱,禁不起自然环境的变迁,在突发性的自然灾害面前不堪一击。这也为距今5300年前后发生在环太湖流域大范围内的大洪水的后果埋下了伏笔。 四 特别资源的控制——玉材资源 新石器时代的任何一处聚落遗址,都会依赖它所处的环境和资源,除了适合的农业用地,还有制陶的陶土以及石器的石矿。这些资源都与生活生产紧密相连,但是还有一种资源,就是只体现观念形态和精神价值的特别资源——玉。 中原地区的装饰品出现很早,早在裴李岗文化时期就有相当数量的绿松石材质的饰件出土,但是自仰韶文化开始,琢玉技术就很不发达,这也是研究者认为中原地区务实的表现,从而走向文明化进程的缘由。 在长江下游地区,玉资源的掌控直接影响到考古学文化的变迁。约当于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早期的凌家滩文化是分布巢湖流域的一支用玉水平超乎寻常的地域性考古学文化,透闪石软玉的比例已经占据了主要地位,但是与同时期或稍晚阶段的良渚遗址群瑶山相比较,凌家滩相关墓葬随葬玉器中的石英和玛瑙材质还是有相当的数量。以凌家滩87M15为例,该墓共出土玉器94件,有冠饰、璜、玦、双连环、管、耳珰、镯和圆环柄形饰等,其中璜30件,有7件为玛瑙、石英、玉髓等非透闪石软玉材质,耳珰1件为水晶材质,49件管中有4件为玉髓 。凌家滩显贵墓葬中玉石的比例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时的玉资源也并非俯首皆是,虽然这一阶段也确实反映了玉石的分化,但是更多说明了玉资源的有限。瑶山墓地出土的玉器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以同样出土尖突形冠雕琢的瑶山M11为例,瑶山M11出土玉器87件,均透闪石软玉,只有2件绿松石半球形隧孔珠 。良渚遗址群对于玉资源的控制非常有优势,与瑶山墓地大体共时的江阴高城墩和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早期显贵墓葬,不但随葬的玉器数量和种类明显为少,还有非透闪石软玉的玉器。这也使得在聚落规模和聚落内部的集团有序分布上,良渚遗址群牢牢把住了中心址的地位。 虽然目前已知良渚文化晚期的自然灾变可能是良渚文化发展轨迹突然中断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也早就注意到了良渚文化晚期玉材资源的枯竭现象。良渚遗址群良渚文化晚期后杨村遗址虽然不是一处最顶级的显贵墓地,但是出土的玉器还是反映了这一阶段玉资源的所面临的窘迫,透闪石软玉材质酥松,说明品质远不如以前,还出土了一些非透闪石材质的玉器如带钩等 。武进寺墩M3是一座良渚文化晚期显贵大墓,随葬玉璧24件、玉琮33件,虽然没有具体的材质鉴定,但是从复杂的色泽判断,当时的玉资料确实已经到了非常紧张的地步了,如M3的24件玉璧中,就有灰白、灰褐、墨绿、红褐、黄褐、青灰、黑褐等十六种颜色,M3的32件琮颜色统计中,也有灰白、黛青、青灰、褐黑等近二十中颜色,尤其是灰白色琮比例甚高。寺墩M3出土玉器的材质和品相与反山、瑶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太阳集团娱乐所有网站 7图7 寺墩M3墓葬玉器的出土情况 中原地区对特别资源的依赖性一直到了商代因为制约于铜矿的资源才有,同时期的中原地区没有这样的情况。 五 精神信仰系统——兽面像的一统和彩陶主题的多样 玉文化是良渚文化的主要特征,玉器的种类、数量和品质是聚落等级和规模的一个重要标识,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标识。主宰良渚文化玉器的是神人兽面像,良渚文化的重器玉琮自始至终贯穿了神人兽面像主题。神人兽面像以良渚遗址群为标准,神人兽面像和雕琢神人兽面像图案的琮分布于近4万平方公里的环太湖地区,神人兽面像从良渚文化早期就已经成熟,如瑶山M9和M10等良渚文化早期单元出土的玉器,新近些年,良渚文化晚期显贵大墓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发现,尤其是青浦福泉山遗址吴家场地点M207在象牙权杖上发现了多幅神人兽面像, M207是吴家场墓地中的显贵大墓,室内考古清理发现和复原了2件保存相对完整的象牙权杖,M207:61器物表面装饰有精美繁缛的细刻纹饰,以转折处为中轴线,用浅浮雕的方式细致地表现出“神像兽面纹”的主题,共有10组,镦部呈椭圆形,主题纹饰为两组鸟形象和兽面像 。吴家场M207属于良渚文化晚期,是神人兽面像贯穿良渚文化始终的明证。太阳集团娱乐所有网站 8图8 良渚文化早晚期的神人兽面像和鸟形象 这样一个不算很小的区域,在近一千年中保持了观念信仰系统中的图像一成不变,说明这个区域内部有着强大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其社会稳定性的程度相当高。 我们反观中原地区这一阶段有关观念和精神领域反映的美术品,就会发现很大的不同,彩陶纹样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大多数的研究者都认为半坡文化彩陶以鱼纹为主题,庙底沟文化则以鸟纹为主体,而以大河村为代表的大河村文化彩陶中,有关天象的主题占据了绝对的地位 。虽然学界对于庙底沟文化彩陶纹样的谱系类型还有争议,但是,把彩陶纹样视为当时集群精神领域上的系统反映应大体无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一地区在信仰价值观不甚统一的情况下,加之有利的可以方便流动的地理环境,集群之间的纷争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1978年临汝阎村出土的鹳鱼石斧图陶缸,严文明就解读为白鹳氏族同鲢鱼氏族进行战斗的记录 ,同样赵春青在关于仰韶文化鱼鸟彩陶图案分析中,也提出过那些同绘于一件器物上的鱼鸟纹主题反映了仰韶文化不同支系之间社会集团的相互关系 ,这种关系自然是战争和融合的关系,而不是和谐的关系,和谐不会引发社会组织结构的重组。这些研究虽然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但是对于统一和中心的认识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统一和中心往往不是因为凝聚,而是集团内部稳定性缺乏,希望做大做强,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太阳集团娱乐所有网站 9图9 中原地区彩陶的三个主题——鱼、鸟和天象 小结太阳集团娱乐所有网站, 中原和环太湖地区各有千秋,两者本来就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一个是内部稳定型的,它虽然影响极远,但没有扩张的欲望;另一个是内部充满了张力,周边互动的压力没有一刻消停。距今43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进入到龙山时代,中原和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形成对峙之势,而在环太湖流域,随着特别资源的消耗 ,再加上距今4300年的大洪水,彻底击垮了璀璨的良渚文明,直至山地丘陵地带的以印纹硬陶为代表的马桥文化掀起,才终于又揭开了吴越文化繁荣的序幕。(作者:方向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年6月;感谢方向明先生提供电子版文稿!)

    古代琮璧文化作为一种成熟文化的形成,在研究者看来,那一定是良渚人的创造。良渚文化中发现了大量的琮与璧,良渚人将琮璧文化提升到了极致,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了。人们还以为,到了历史时期,中原文明所崇尚的琮璧文化,自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承自良渚人的传统,我们没有理由说中原文化中的琮与璧是中原固有的传统。原本是“礼失求诸野”,若以琮璧文化的传承看,那是一种完全相反的路径。四野之域也有传至中原的礼数,这当然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不过,新近的一些发现,又让我们增长出了些许的疑惑。在庙底沟二期文化中,居然也发现了不少的璧和琮。最集中的发现,当然是在山西芮城的清凉寺。那是一个在中条山之南黄河以北的处所,我刚刚知道出土玉器的消息时,很有些意外,还以为那一定是相当了得的一个地方。及至亲自到那儿走上一遭,才知道那是最平常不过的一个地方,纵横交错的沟壑,将那也许原本可能有些齐整的黄土地块切得七零八落。我想,如果这样的地方都埋藏有这些让人吃惊的宝藏,那些膏腴之地,会不会更是了之不得呢?
    那会儿站在破败的清凉寺前,我不自主地往黄河南岸眺望,灰霾之中虽然望之不见,但却是可以想见得到的一方宝地,不远处就是闻名的黄帝铸鼎原。近年那里也有了一些惊世的发现,在庙底沟文化墓葬中发现了一些玉器,虽然现在还没有见到琮璧之类,也许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朦胧之中,觉得庙底沟二期文化中的琮璧似乎不一定是东传过来的,在更早的庙底沟文化中应当可以寻到它们的踪迹。
    无论是庙底沟文化还是庙底沟二期文化,有些研究者曾经将它们列入大仰韶范畴,这也即是说,仰韶文化应当也是琮璧文化的覆盖范围。当然多数研究者都将庙底沟二期文化从仰韶体系中分离出来,不过从绝对年代看,它的上限是并不明显晚于良渚文化的。交流一定发生过,东来西往,一定可以探寻到许多的故事。
    是否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如果良渚的琮璧文化初始时并没有影响到庙底沟二期文化,那庙二的琮璧当另有渊源。最大的可能是来自它前世的大仰韶,在庙底沟文化中兴许能寻找到一些线索来。
    离开芮城的清凉寺,紧接着就越过黄河西行到了西安,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一座资料还未及整理的文物库房里,我看见了一件熟悉又陌生的彩陶,它让我眼睛发亮。那件彩陶放置在较高的位置,一眼望去,我看到画面上是一只晃动的璧,还绘有两股线绳穿系着,这是极难见到的图像。脑子里浮现出一点模糊的印象,这图像似乎在哪儿见过!这是标准的庙底沟文化时期的彩陶器,彩陶绘出了璧的图像,莫非仰韶人真的早已经拥有了璧?

    ——由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出土“西阴纹”彩陶说开去

太阳集团娱乐所有网站 10

    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自发现之初,就曾引起过广泛关注。在最近出版的《澧县城头山》专著中,全部的发掘收获披露无遗,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信息。承发掘者的厚意,惠我4巨册的发掘报告与研究集,这般的厚重,用如获至宝来形容并不算过分。
    翻看报告时,有一幅熟悉的彩陶图片映入眼帘。如果是在中原,这件彩陶并无了得之处,可它是城头山的发掘品,可以算得上是至宝中的上品。这是一件在黄河中游地区见惯了的典型的庙底沟文化彩陶,它是如何出现在江南洞庭左近的城头山遗址的呢?
    这件彩陶标本编号为H210:3,出自灰坑,定器名为“盆”,为14件A型Ⅲ式盆中的一件,其实可能称为钵更确切一些。发掘者有这样简略的描述:“口及上腹饰弧连三角形(花瓣形)黑彩,并以窄条黑彩带镶边。口径24.4、底径8.8、高9.8厘米”(原图四五五,3;彩版四五,2)。从彩图上看,色彩有剥落,不过由墨线图的描绘看,纹饰构图清晰。
    我依照着墨线图和彩图,将这件彩陶的纹饰展开。这是一件中原地区常见的典型的地纹彩陶,是在红陶钵上腹部,以黑彩作衬底,空出弯角状的红地作为主体纹饰。图案构图作二方连续式,纹饰沿器腹作四分布列,均衡对称有序,循环往复无穷(图9-1)。

    回到京城,赶紧翻检手边的资料,很快在仰韶彩陶上找到了相同的图像。这是出自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庙底沟文化彩陶,是一件已然残破的陶钵,在它的上腹位置,绘出二方连续图案,在斜向的叶片纹之间,是一个圆圈与圆点构成的纹样。
以地纹观之,这正是璧的图像!那以黑色作地纹的图案,表现的恰是璧的图像,中间的圆点表现的是璧孔,两根线绳穿系在璧面上,似乎可以听得到它的叮叮当当,可以感觉到它的摇摇荡荡。
    这是一个“悬璧纹”图案!
    继安特生在河南渑池村及其它遗址发现彩陶之后,李济先生1926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也发现了一些特征鲜明的彩陶(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年)。李济先生描述说,西阴村遗址的彩陶分为两大类,一类添加有或红或白的地色,一类是直接在陶胎上绘彩,颜色以黑色最多,有时黑、红两色并用。彩纹的构成单元,较常见的是“横线,直线,圆点,各样和三角;宽条,削条,初月形,链子,格子,以及拱形也有”。李济先生在西阴村发现的彩陶,除了他特别提到的“西阴纹”,还有宽带纹、花瓣纹、旋纹、网格纹、垂幛纹和圆点纹等,大都是后来在庙底沟文化遗址中经常见到的一些纹饰。1994年西阴村遗址经过了较大规模的再次发掘,又出土了不少彩陶,虽然没有发现典型的“西阴纹”彩陶,却见到了庙底沟文化的“悬璧纹”,这个发现好生了得(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西阴村史前遗存第二次发掘》,《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这是过去从未见过的画面,也是一个研究者还未及解读的画面。
    按照过去的认识,仰韶无璧,如果说仰韶有璧存在--不论是玉璧还是石璧,那是天方夜谭。以迄今为止的发现而论,中原地区在前仰韶时期还没有流行使用真正的玉器,具有礼器性质的璧类器不会在那个时期出现。到了仰韶时期(约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中原及附近地区开始出现玉器,在陕西南郑龙岗寺半坡文化早期墓葬当中发现了玉斧、铲、锛、凿和镞等生产工具,均采用绿色或白色半透明状软玉制成。在陕西西乡何家湾遗址出土有碧绿色硬玉斧、锛等,都是实用工具。到了仰韶中期的庙底沟文化时期,开始出现玉环和石璜之类的前所未见的饰品,河南临汝中山寨就出土过一件石璜和玉环。相当于仰韶晚期西王村文化时期的一些遗址中,见到了可能具有礼仪性质的玉器,如河南郑州大河村四期发现了椭圆形玉饰、玉环和玉璜,还有一件玉刀。仰韶之后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000~公元前2500年),玉礼器有了明显增加,见到了钺、琮、璧、圭等,如山西临汾下靳村和芮城清凉寺就有相当多的发现。研究者认为某些玉器可能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与良渚文化之间有密切的交流。
    这样看来,仰韶时期还没有出现璧,半坡文化没有璧,庙底沟文化也没有璧,最早出现在庙底沟二期文化中的琮璧,那只有可能来自远在东南的良渚文化。
    不过且慢,庙底沟文化中其实是已经发现了璧的,近日我碰巧检索到一个资料,这也是我想写出这篇小文的一个推力。1997年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再度发掘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在单纯的庙底沟文化地层中,出土了一些包括鸟纹在内的典型庙底沟文化彩陶,也意外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石璧(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扶风案板遗址(下河区)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3年5期)。这些石璧多数都残损了,一般规格是内径5~6厘米,外径10多厘米。较为特别的是,石璧边上开有凹口,由一侧至璧孔还有贯穿的小孔,这显然是穿绳挂系的璧。
    扶风案板遗址发现的石璧,虽是孤证,孤证不孤,出土的数量不少。时代自然也没有疑问,属于庙底沟文化。也许在其他遗址还有一些我们未及检索到的资料,还可以再费力搜寻。
在有些研究者看来,琮与璧的出现与环镯类饰品有关。良渚文化中似乎可以寻到环与璧之间的演变线索。庙底沟文化也有使用镯类饰品的传统,有的遗址出土环镯数量非常可观,虽然发现的多为陶环之类,玉石环也并非没有。这么说来,庙底沟文化同良渚文化一样,也有由环镯制成璧类器的基本条件。
    以西阴村发现的悬璧纹彩陶看,以案板发现的石璧看,大仰韶中的庙底沟文化应当有了璧。我们至今虽然没有更多关键材料发现,也许那只是时间问题。再仔细一想,良渚文化的琮璧都是出自一些重要的墓地,而庙底沟文化类似的墓地至今发现绝少,这大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当发现了高等级的墓葬,那结果一定是可以期待的。灵宝西坡遗址的大型墓地已经出土了不少玉器,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兆头。
    我想仰韶文化中是一定存在璧的,庙底沟人将璧纹绘在彩陶上,传导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现在考古并没有发现太多的璧,是因为庙底沟文化墓葬发现很少,而且大型墓葬发现更少,我们相信不论石璧还是玉璧一定多是埋葬在墓葬中。有了彩陶画面上的图像,相信庙底沟文化之璧大发现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这样的悬璧之象,在后世还能见到。在汉画中见到不少龙交于璧的图像,应当是祥瑞之象。汉画中还有四神悬璧的图像,有龙虎合力悬璧图,也有对立朱雀悬璧图,也有梁上悬璧图(图3-2)。悬璧是一种瑞景,如果只是作为一种礼仪传统来看待,我们也可以将传统的出现上溯到庙底沟文化的时代,彩陶上的纹饰记录了那个时代留下的证据。

太阳集团娱乐所有网站 11

太阳集团娱乐所有网站 12

    发掘者将这件标本的时代归入大溪文化二期,同一期也出土了一些典型的大溪文化蛋壳彩陶。发掘者当然也明确提到“本期少量彩陶图案明显具有中原仰韶文化特征”,指的便是这件“花瓣形图案”彩陶。无论是器形或是纹饰,它都是一件典型的庙底沟文化彩陶。我与发掘者的看法略有不同,觉得它的纹饰并不属于所谓的花瓣形,而是一种地纹式的弯角状纹,也就是李济先生曾称作的“西阴纹”。
    庙底沟文化典型的地纹彩陶弯角状纹,一般是周围以黑彩作衬地,空出中间的弯角。它的构图均衡洗练,图与器结合恰贴,时空特征都非常明确。它因为较早发现于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而引起李济先生的注意,他特地称之为“西阴纹”(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年)。这其实是后来发现数量很多的一种纹饰,一般作为直口或折腹钵沿外的装饰,都是采用二方连续的构图方式。这种彩陶分布的范围也很广,是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代表性纹饰之一(图9-2)。

(责任编辑:高丹)

太阳集团娱乐所有网站 13

 

    这种“西阴纹”彩陶在其它庙底沟文化遗址发现数量不少。在晋南地区,永济石庄、芮城西王村和河津固镇遗址都出土过一些“西阴纹”彩陶钵(图9-3)。其实“西阴纹”彩陶安特生1921年在渑池仰韶村遗址发掘时就有发现,当初只见到这种纹饰的碎片,所以没有人特别注意它。翻检仰韶村遗址最初的发掘资料,确定至少有3件彩陶可以认定为“西阴纹”。在豫西除了仰韶村遗址以外,还有陕县庙底沟遗址也出土数件“西阴纹”彩陶。在关中地区,“西阴纹”彩陶在渭南北刘、长安客省庄、长安北堡寨、扶风案板、宝鸡福临堡、和华县泉护村等遗址都有发现(图9-4)。在陇东地区“西阴纹”彩陶集中发现于秦安大地湾遗址,纹样变化较多(图9-5)。在长江中游以北的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二、三期文化也发现数件“西阴纹”彩陶,器形有钵也有罐(图9-6)。

太阳集团娱乐所有网站 14

太阳集团娱乐所有网站 15

太阳集团娱乐所有网站 16

太阳集团娱乐所有网站 17

    我在不久前研究庙底沟文化彩陶“西阴纹”时,曾这样写道:

    “西阴纹”的地域分布,限于晋南、豫西、鄂西北、关中、陇东地区,没有传播得更远。这一类彩陶的年代接近,除了那些零星的发现不能准确作出判断以外,由一些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遗址看来,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庙底沟文化,少数属于受庙底沟文化明显影响的外围文化。
    我们认定“西阴纹”是一种地纹彩陶,它的图案要素是以四周涂色,映衬出中间的弯角状纹饰。弯角状纹饰的轮廓有长短和宽窄之分,窄长者弯角较尖,宽短者则弯角较钝。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这弯角形几乎全是宽头在左,尖头在右,按逆时针方向排列。这个程式几乎没有被破坏过,至今还没有发现相反的情形。
    弯角状彩陶纹饰的绘制在庙底沟文化时期应当已经确定了程式化标准,它不是陶工们可以随意发挥任意描绘的纹饰。
对于各式构图的弯角状纹彩陶的年代,现在还不能有明确的判断。由华县泉护村的发现看,纹饰中不加圆点和分割线的弯角状纹彩陶年代可能早一些,反之则比较晚一些(《彩陶“西阴纹”细说》,待刊)。

    现在又有了城头山的发现,上面的有些结论必须有所修正。新的发现说明“西阴纹”的影响已经大大超出黄河中游的周边地区,也并不是仅见于相关的大仰韶系统的文化中。
    对庙底沟文化“西阴纹”彩陶纹饰的来源问题,张朋川先生有过一个推测,他认定弯角状纹饰是侧视鸟形的简化形式,他还画出了鸟纹由具象到抽象的演化图示(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159页,插图83。文物出版社,1990年)。由华县泉护村的地层证据看,最具象的鸟纹与抽象的弯角状纹饰其实是共存的,在发掘者划定的属于庙底沟文化的三个时段中,抽象的弯角状纹饰与具象的鸟纹都是共存的,看不出彼此之间存在什么联系。更重要的是,在秦安大地湾遗址的发掘中,发现弯角状纹其实最早确实是出现在半坡文化时期,标准的地纹弯角状纹饰普遍见于彩陶盆的沿面装饰,这种沿面装饰其实已经具有二方连续的构图特点。在秦安大地湾和临潼姜寨遗址相当于半坡文化晚期的彩陶上,都有地纹表现的弯角状沿面装饰。除了用作沿面装饰,弯角状纹饰还被用到其他比较复杂有纹饰组合中,是相当定型的纹饰单元。其实以地纹方式描绘的二方连续弯角状纹饰彩陶,在庙底沟文化之前就已经出现。在秦安大地湾和芮城西王村遗址早于庙底沟文化的地层中,各发现一件标准的弯角状纹饰彩陶,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构图,与庙底沟文化没有什么区别(图9-7)。有理由认为“西阴纹”彩陶最早应当出现在半坡文化晚期,当然它的普及还是在庙底沟文化时期。

太阳集团娱乐所有网站 18

    现在看来,这“西阴纹”虽不一定与鸟纹有什么关系,它也一定是一种具有特别意义的纹饰。目前要作确切的解释还为时过早,不过它的重要性我们还是隐约可以感觉得到的。由庙底沟文化的发现看,小型直口或敛口的陶钵,是二方连续构图“西阴纹”的固定装饰体。这种陶钵,是一种日常使用的食器。城头山的这种陶钵与庙底沟文化的一样,也应是食器,发现数量不少,当然饰有“西阴纹”的陶钵只见报道一件,但这一件所提供的信息已是非常丰富了。
    城头山遗址的“西阴纹”彩陶,与庙底沟文化之间一定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显然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不管这种传播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在没有进一步分析测定之前,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件彩陶是直接由黄河中游传入的,姑且就认作是城头山人按照庙底沟人的蓝本制作的,那城头山人一定是见过这蓝本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递进传播的可能性,不过城头山彩陶所见的“西阴纹”属于年代稍早的结构简练变化较小的一种,那表明这种传播发生的时代可能较早。从年代上看,城头山遗址大溪文化二期的年代大致在接近距今6000年左右,与庙底沟文化前期年代相当。再由处在中程位置的出土较多“西阴纹”彩陶的枣阳雕龙碑遗址看,二期文化的年代也是接近距今6000年。这样看来,假设的“西阴纹”彩陶的递进传播,可能是发生在6000年前。那传播的路线,则应是由豫西经豫西南到鄂西北,再经江汉进入洞庭湖周围。
    由彩陶的发现看,庙底沟文化的影响,一定是越过了大江,到达了遥远的江南。过去在长江南岸的一些遗址,曾经出土过有明显庙底沟文化风格的彩陶,如枝江关庙山遗址的花瓣纹彩陶豆,器形虽不是庙底沟文化惯常见到的那种深腹盆,而是高柄的豆,说明这彩陶是在当地制作的。还有黄冈螺蛳山遗址的旋纹彩陶罐,无论器形与纹饰都是庙底沟文化的风格。安徽肥西古埂遗址虽然地处江北,出土的花瓣纹彩陶片也带有明显的庙底沟文化色彩。这些发现虽然较为零散,但足以证明庙底沟文化彩陶的扩散力度是非常强劲的。
    庙底沟文化彩陶影响之大,传播之广,现在是看得越发清晰了。它北抵大漠,西及河湟,东至泰岳,对江南的影响也是全面的。也许以后在江南会寻找到更多的庙底沟文化的踪影,它们也一定会告诉我们这些证据后面的真实文化背景的。

(责任编辑:高丹)

本文由太阳集团娱乐所有网站发布于文物考古,转载请注明出处:仰韶悬璧,的中原和多瑙河下游

关键词:

上一篇:没有了
下一篇:没有了